受困厄的生活有如被緊扼着喉嚨的講話，再怎麼放聲也不能成為作響的咆哮。

1935年刊載於日本《文學評論》雜誌的這篇小說，是台灣文學史上，其中一些為人熟知的文章，刻劃殖民地統治帶來的社會變遷，從被壓迫者階層的角度書寫日治時代，台灣進行急速現代化所帶來的衝擊。

在大時代的巨幕下，總是有卑微的小眾，隱活於世，不被注視。那些微小的腳色在人車沓雜的鬧市中、列車嘯嘯疾馳的鐵路旁、燈紅酒綠的繁華盛世裡，有如沒有存在過一樣，規行矩步地、小心翼翼地攀握著生存的危邊，全滅了聲色一樣活著，也是殘喘。直到拼了命猛追的步伐也追不上急速變迭的時代，拋離於整個世代的節奏之後，某一些人的生存永遠地消亡於歷史裡頭。

台灣日治時期到戰後初期活躍的作家呂赫若，於一九三五年發表的《牛車》，正正是一個悲劇人物被經濟情勢的層層壓迫走向了滅亡的書寫，我揀選了這樣一個篇章，探討消失了的聲音。

三零年代的台灣在日本的管治下進入急速現代化的時代，當時用作運輸的工具牛車漸漸被淘汰，當時牛車工人用來送貨使用的小路一夜間變成火車行走的鐵軌，工人長年累月在農民社會累積的拉車經驗頓時失去時代的意義，失去了生計的工人成為了《牛車》裡面一個這樣的景象：　
日本人在路上立了一塊路牌禁止一切牛車通行，白天如果被發現牛車通行，就憑一次運貨而賺取微薄的酬金的農民就會被科以罰金。本來微薄的酬金因為牛車式微而被淘汰變得不值錢，好不容易找到一椿生意，如果白天走車輛用的道路就會被罰款，牛車司機更加雪上加霜，無法承擔，故事的主人楊添丁，實在走投無路，鋌而走險，幾經內心掙扎，偷了滿車的鵝，鵝在車籃裡死命地掙扎亂叫亂竄，走在無燈夜路的他半跑半走的步伐摸黑前行，直到手電筒大光燈忽的投到他的瞳孔裡，下一秒日本警察嗚笛急追在後，直到他被撲倒在地，鵝在車裡逃散一地，發出垂死般的叫聲。故事在一片雞飛狗鳴中落幕。

幾篇這個系列揀選文學作品裡面，《牛車》裡面最聲音的描寫最為細緻。

鎮郊白鐵屋頂下市場擁擠的喧嘩市場、自行車與載貨兩輪車拋離遲緩的牛車揚長而去的嘯音、官廳的檢控車發出噗噗的警笛聲、新發展的碾米廠裡電動機嗡嗡的作業聲、甚至拂曉時警世的雞犬鳴聲都是《牛車》裡面種種豐富的聲音描寫，建構一個囂噪的城市聲景，三零年代的台灣正是一個急速轉型中的社會，如火如荼地發展。

「喀噠！喀噠！每次牛車搖晃前進，蠟燭的黃色火光痙攣似地顫抖後就消失了，縱貫道路上鋪的小石子，與車輛一摩擦就發出悲鳴。在黑暗中聲音更加悲淒與大聲。」

– 呂赫若《牛車》

而無法與社會進步共存的是牛車突兀的悲鳴。

社會正從有聲有色的大軌道向前推進，反觀楊添丁，卻想盡一切辦法偏要回去舊途。當農村不景氣、當時日本殖民經濟剝削、封建體制各種時代因素交織起來，牛車硬要衝闖現代的道路，就注定焦頭爛額。

我們常常以為，撲殺瀕臨消失之物的是時間，是發展，是進步，我們不曾注意，消聲，也許是我們有意識的忽略所默許的。

楊添丁從貧窮中努力，再繼而困景裡掙扎，最終絕望，是一道舊社會凋敝破敗的風景。這段哀歌裡，種種的糾正的努力和生活的掙扎是在其中深沉顫抖的低迴，無人聽見。

「傻瓜！可不可以安靜點？」 文章劈頭第一句就是主人翁楊添丁的大兒子對弟弟的一聲喊吼，故事的主人翁一家困頓糾結的農家生活，令長期的飢餓下長大的一對小兄弟即使爭吃，也壓低了聲線，生怕為父母徒添多一層的煩惱。楊添丁因為駕駛著日漸被淘汰的牛車，家道也慢慢跌入了貧窮的谷底。問到能不能再安靜一點生活，是一個非常諷刺的問題，如墮天地不聞的谷底，楊添丁一家還能如何壓下動靜，生活得更安靜呢？

之所以說楊添丁一家「安靜地」沉進了深淵，因為他們的困境，在世人的眼裡，真的安靜得出奇。

作品進一步要表述的，是全時代的不聽不聞。作品一面放大了對現代化聲音的描述，深化了現代器物進步對於農村的衝擊，更一方面書寫農村眾生對個人掙扎的不見不知，蘊含了破舊與現代化之間、聽見與聽不見、看見與看不見之間的強大反差。楊添丁來回往復，卻無法從碾米廠、木材工廠、米店、批發店之間兜攬到一椿生意，大家都對於他生存的沒落充耳不聞，回絕了楊添丁卑微的求助，而妻子為家計背著家庭到城裡賣淫，村裡的人亦只有背後竊竊私語，除了主人翁一家在為自己折騰，從來沒有一個人為他們的生存際遇擔起心過。既然沒有得到同理心的理解與協助，楊添丁走向悲劇命運也是必然。在對於新器物發展游刃應對的主流群像裡，楊添丁所有垂死的生存嘗試，都是牛車在小石子鋪砌的路上發出的「喀噠、喀噠…」，斷斷續續，一種近乎微弱的搔癢，在發展的大調中，久了也會戛然而止。

文裡折射的消失了的聲音，既是指楊添丁從此消失了的音信、也是牛車從此的消聲滅跡，其實直指一早就已經在世人眼裡被抹去的、主人翁一家的生存動靜。我們諉過於世界、於器物、於制度，卻沒有意識到，離開了人的目光視野之事，就從自生走向自滅。

消聲的相對也許是留聲。時代流轉不息，社會裡面獨立的身影與主流群體、整個社會氣候、器物進步之間衍生的隔閡與矛盾不曾退場。三零年代的台灣失去牛車的踏沓，而紋風不動的人心也同樣推倒了欲墜的危樓、不合時宜的作業和無人注視的古舊情懷。某一些不起眼的生存和某一些過時的聲音不再盤據人心頭，走向泯滅以後，能不能也留下了某一些暗響和省思？

時代能夠淘汰一整個牛車的行業，滅去了牛車存在的確證；而作家對個人生活的凝視，永遠地留住了歷史憶記，個別的筋疲力竭的求存、有血有肉的生存氣息在筆筆落痕的書寫裡，不至湮滅。

「楊添丁無法模仿（同行的人放懷歌唱），如今才驚覺，為了生活，自己的心已到達無法歌唱、無法快樂的地步﹑於是羨慕起開朗唱著歌的人。」

– 呂赫若《牛車》

沿住《牛車》輾出的文學溪徑，我們都走了一趟楊添丁無力回天的絕路，走到最後，留下來的也許不只也不是對種種劫難的同悲同慟，畢竟三零年代的台灣對於任何當下閱讀的我們都無法熟悉。只是，在世道裡轉騰的不適感，是跨越時代的共同感應。看完一段逐漸垮塌的個人歷史，心裡若有暗響，大抵是我們的同理心與協助關涉不到世間每一人每一物，這也意味我們無法阻止事物從指縫間消亡。對於所能注視之事的不自由之感，盡極似無法放懷歌唱的心。

文章最後一句這樣寫道：「之後，有關他的事就杳無音信。」故事的確在某一個意義上永遠停頓了，但鮮活的個人掙扎史仍然在每一次閱讀裡，重新又活了一遍。每一個人的凝視和聆聽，令消聲不至匿跡，時代的大調裡，總有不輟的書寫和譜曲，紀錄一些粗糙的、不偉大的岔曲，讓微小的音信不至全無。